编者的话1998年12月24日，《毛泽东全书》（蒋建农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就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保平介绍了《毛泽东全书》的出版情况。他说，《毛泽东全书》是在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现书稿分为三大部分，生平部分以纪事本末体的生平叙事和相应的分类资料替代了原来的词条式内容；著作部分保留了原有的毛泽东单篇著作提要和著作集介绍，补入了新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等所收入文章的提要介绍和诗词赏析；思想部分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分别按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军事思想五个方面逐类加以阐述；书末还收录了毛泽东研究论著索引等资料。全书约600万字。此外，在每卷书的前面采用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照片、手迹约800幅。为使本书具有直观性和收藏价值，河北人民出版社还特地将九集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录制成三张VCD光盘作为随书赠品；另附有18K纯金镀制毛泽东纪念像一帧和收藏卡，力求做到展示毛泽东的光辉一生，系统阐述毛泽东的科学思想，形象再现毛泽东的伟人形象。下面刊登的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我曾经有幸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延安，我多次聆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讲话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生动感人。毛泽东同志讲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作风，第一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第二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第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讲得非常简要，紧紧抓住最关键的问题。这三条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思想作风非常集中的概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的主要法宝。我们党的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过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检验自己的政策、方针、路线是否正确，是否完全正确，这个过程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讲的三大作风，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根本原则，是保证我们党的领导保持正确而不错误的一个辩证法。只要我们遵照这些原则去做，就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而且还能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使自己的理论得到发展。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关键的恐怕就是这几条。有了这几条，我们就抓住了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无数的锁。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生了三次历史巨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毛泽东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完成第二次飞跃时，即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时遇到了挫折，第二次飞跃是由邓小平继续完成的。这两次飞跃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良种，中国国情是土壤。良种再好，如果离开了土壤，既不会生根发芽，更不会结果。完成两次飞跃所依据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需要依据这个思想来指导。
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谈三点想法：其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可替代的，随着历史的前进还会不断地被人们重新提出来研究。20年前，小平同志在领导拨乱反正的时候就鲜明地提出，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这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向毛泽东思想回归，就是回归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上去，回归到实事求是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上去。邓小平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正是依靠了对真理、对毛泽东思想的回归。从这个历史经验来看，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继续深入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中，在进一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还会不断地向这位历史伟人讨教，从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中寻求前进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出版《毛泽东全书》很有意义。其二，如何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认为重要的应从整理、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文献和有关毛泽东的史料入手，把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做好。这种研究成果不论大小都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全书》是以整理、研究毛泽东的文献和有关毛泽东的史料为基础的，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值得肯定的。其三，研究毛泽东，有感情的方面，也有理性的方面。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还老的一代人，或多或少是带着感情去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更需要从理性上去分析它、研究它。
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毛泽东全书》是吸收了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以后涌现的大量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大型的工具书和资料书编写出版的。因此，该书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编者和出版社是有功劳的。我认为，目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研究得很透。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特质的东西，即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核心理论，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理论结晶，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尚需深入。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田居俭（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时候，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毛泽东全书》，适时配合和服务于这次“三讲”活动。“三讲”当中，讲学习排在首位，可见其重要。学习什么？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因为这是我们立党之本、立国之本。十五大报告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三者之间，毛泽东思想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典范，邓小平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因此，《毛泽东全书》必将在准确、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赵福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毛泽东的著作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离开毛泽东的著作文献，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全书》把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逐篇进行了题要式介绍，它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毛泽东一生所形成的著作文献相当丰富，已经出版的这些著作并不是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著作文献还会陆续出版，这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也是研究工作者特别希望的。我认为，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更好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角度，今后我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都应该着重在读原著、吃透原著的精神上下功夫。
汪裕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毛泽东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有关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的出版、研究状况的全书。这本书吸收了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兼顾了普及与提高，适合多层次的读者。出版这样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目前，一些年轻人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了解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理解得还不透彻。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的精神，当前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抓好重点，即以邓小平理论为学习的中心内容，又不能忽略根本，也就是不能忽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这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是合乎需要的，也是合乎时宜的。
阎景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我原是《毛泽东研究事典》的副主编，那本书出版后我有两个想法：一是稍感可读性不强，二是生平部分对毛泽东本人的东西突出得不够。因为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事件、组织机构、会议等词条，在一般的党史、革命史词典中都能查到。《毛泽东研究事典》应该突出毛泽东本人的特征，这次修订前我向蒋建农谈了这些意见。现在看，《毛泽东全书》修订得很好，更加名副其实了。1993年以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空前繁荣，那么如何才能把这种研究更深入一步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军事领域的卓越才华和贡献是非凡的，但他从没有读过军校，也没留过洋，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列兵。他的军事才能从哪里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二是他通古博今，采众家之长，把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地理等融汇于用兵打仗，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不能做，最后成为卓越的军事家。我认为，研究毛泽东也应注意这两条，一是深刻领会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二是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全方位地研究问题，防止片面性。
庞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毛泽东全书》的出版发行，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这一代伟人，提供了一部综合性的大型辅助读物。毛泽东一生的一个特殊贡献，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经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应该说与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建国初期实行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政策上、实践上的铺垫。包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有许多内容可以从中找到历史渊源。如果这些政策能够贯彻到底，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会更加平稳有序，而减少后来的大起大落。因此，我觉得《毛泽东全书》的出版，对于科学地探讨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张树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毛泽东全书》可以说是对以往有关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今后如何将研究深入下去，我认为，除了方法上的革新和资料的大量公布以外，最重要的是要继续解放思想，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讲，关键是如何去“求”，即以何种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所要研究的对象。我们不能否认有这样一种现象，即同样都在讲实事求是，而得出的结论却南辕北辙。因此，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那么容易。以往，我们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不能包括错误的东西，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正确与错误交织这样一种事实。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与其早期甚至是中期的某些思想的联系也应充分注意到。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用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才能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才能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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